三星堆出土的女尸(中国有哪些比较诡异的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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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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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星堆出土的女尸,中国有哪些比较诡异的出土文物?
如果不是怕大家没耐心看完,这种“诡异”的文物我能说出很多个。
岳云鹏博物分鹏在这里,第一个要说的文物是一个很像岳云鹏的文物。
这个文物是我在岳云鹏发的微头条里看到的,在他的微头条里,他发了几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分鹏”,其中就有这件文物。
在发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
我后来在网上查找的时候,也找不出这件文物的出处。
不过从图片来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实存在的文物,只是我了解有限找不到罢了,头条上如果有见多识广的大神认识这件文物,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出处。
东汉鸮形尊这是一个东汉的鸮形尊,鸮,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猫头鹰,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不过从图片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文物更像是一个外星人。
金门凤狮爷大门陶灯这是两个出土于金门地区的凤狮爷陶像,凤狮爷是金门岛和琉球群岛地区的一个特产,有石像也有陶像,是人们放在家里祈福用的,下面这两个陶像造型略显怪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现代人设计出来的恶搞手办。
彩绘缩脖陶俑这是一个陕西陇县出土的缩脖俑,从造型上来看,他受到的委屈可不小,可怜巴巴的,仿佛在说:你为什么不搭理人家?
山西鸮尊这是一个收藏于山西博物院的鸮尊,也是一个猫头鹰造型的酒器,从样子上来看,我感觉这和“愤怒的小鸟”里的角色造型很像。
北齐思惟菩萨像这是一个北齐的思惟菩萨像,其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一根手指接触面部,看起来很像现在的人做“羞羞脸”。
战国水晶杯这是一个出土于杭州的战国水晶杯,它非常罕见,是由一块巨大、完整的水晶慢慢打磨而成,看起来非常晶莹剔透,造型很像现代人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在博物馆里看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工作人员把杯子放错了。
青铜卡尺这是一个王莽时期的青铜卡尺,造型很像现代人测量用的游标卡尺,这个卡尺加上王莽时期种种超前的政策,一直让不少人深深怀疑王莽是一个“穿越者”。
唐代仕女俑这是一个唐代的仕女俑,她竖着一根食指指向前方,是不是很像我们小时候手指比枪玩闹的模样?
云纹铜五柱器这个文物出土于安徽屯溪市,所属年代是西周,据推测是当时的日历,上面的柱子可以挂一些圆环计算时间,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否更像一个WiFi路由器。
雍正刺虎图在这张画里,雍正的造型很怪异,头上戴着的是洋人的卷发、穿的是猎户的衣服、拿的是狩猎的叉子、面对的是蠢蠢欲动的猛虎。
种种元素与雍正的皇帝身份混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荒诞感。
乍一看,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后人天马行空胡乱画出来的,但实际上,这幅画是雍正活着的时候,让他手下的欧洲画家给他画的。
除了这幅画外,当时的欧洲画家还为他画了逗猴图、修道图、钓鱼图、儒士图等等,看着这些画,让人不禁感慨雍正的爱好奇特,竟然喜欢角色扮演。
雍正批文在我国的历史中,雍正的批文可谓是一大奇观。
在他的众多奏折批文里,他的很多话语一看就让人感觉像是现代人随意所写的。
比如以下这些: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朕就是一个小气鬼。
其中,“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是写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的,那时候田文镜刚给他拍完马屁,雍正以为自己真如同田文镜所说那么好,就如此自傲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是写在年羹尧的奏折上的,那时候他和年羹尧的感情还没有发生波澜,年羹尧刚在青海平叛完,雍正一时开心下,就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还有这段对于他心腹大臣鄂尔泰的评价: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鄂尔泰之深。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鄂尔泰有些不要脸。
2. 挖掘的哪件文物最奇怪?
云南省博物馆部分藏品,来个惊悚的
3. 为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二里头为夏都遗址?
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其中“三代之居”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指秦汉之前的夏、商、周三代,这三代也代表了中原王朝的起源。另一个版本是指夏禹,后羿,夏桀三代夏王…
大禹治水
而从铭文解读和图腾会意角度说,二里头是第二个版本,即指夏禹,后羿,夏桀三代夏王,但不是目前普遍认为的晚夏桀之都城,而是早夏大禹都城斟鄩。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国家方面讲,考古历史学家邹衡教授认为:“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及社会发展阶段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包括两种类型的早、晚两期共四段)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
邹衡
其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首任队长赵芝荃认为:“豫西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著名的遗址为二里头、东干沟、锉李、东马沟、鹿寺、十里铺、煤山、稍柴、王城岗上街、西史村和洛达庙等,二里头遗址是这个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遗址,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二里头遗址应是一代王都一一夏王朝的晚期都邑。”
第三,夏商周断代工程百席科学家、前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夏代是否存在,作为考古学界探寻多年的重大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有考古证据。徐旭生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星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李学勤
第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中华王朝文明至少在夏朝就建立了,二里头就是出发点。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王巍
第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认为:“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商代殷墟遗址;1952年,发现了ニ里岗遗址;从1959年开始,徐旭生先生追寻夏文化,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把中国历史向前又推了几百年。”
陈星灿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认为:“二里头都邑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一ー 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但其重要性还远远不止于此。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初步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徐宏
综合上述专家们的评价,基本都认为二里头是夏代遗址,只不过是早期还是晚期遗址尚有争议,为什么呢?因为《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然而,冀都尚未有史料和考古证据!而西羌之地绝非中原二里头,秦汉以来尚无定论…但洛阳民间确有大禹治水和“三川并流”传说,而西周《遂公盨》出土后,李学勤教授指出:“《遂公盨》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
遂公盨及铭文
至于疑古派顾颉刚,在1923年写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认为“大禹是一条虫”,他认为是九鼎上的一种动物图腾…”也未可知!
顾颉刚
当然找到大禹本人骨骸及铭文,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大禹地望和传说,尤其四川汶川(三星堆)和甘肃天水(大地湾)及浙江绍兴(会稽山)为最典型,真的让人难辨真伪…但是考古要求“盖棺定论”,所以确凿大禹骨骸和文物是唯一硬指标,只有史料传说是不足信的…
会稽山大禹陵(绍兴)
发现禹都二里头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不经意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了很多带有纹路的陶瓷碎片,直觉告诉他这片区域,可能是古夏城遗址…如图所示:
双身龙纹陶片(二里头)
从1960年开始,考古队员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到90年代,陆发现了1号宫殿和2号宫殿基址、青铜冶炼遗址,又挖掘出3号宫殿,陆续发现了绿松石龙形器,及中小型墓中的绿松石的铜牌饰…规模日益扩大(近3平方公里)!
目前遗址面积不少于3平方千米。根据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新郑望京楼商城、焦作府城商城,辉县孟庄商城、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等商代早期城邑,与二里头多座城邑改建的时间大体耦合…如图所示:
说明北方的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西方的东下冯文化等大量汇聚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这段时间也与文献上记载的夏商之际相交,证明二里头恰是史记夏王朝最后一座都城。二里头遗址涵盖的历史时间上到龙山文化,下到东周时期,其中的主要遗址涵盖了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
二里头申夏风波但是,因为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挖出铭文或甲骨文,无法佐证是哪一位夏王都城,所以日前申请夏都博物馆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争论十分剧烈!支持者认为: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唐李泰《括地志》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国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史记夏本纪》记载:“后羿为东方某部落的首领,入驻斟鄩执政。太康去世后,扶持仲康登基,仍在斟鄩建都…”。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十分有可能就是夏桀都斟鄩,申请夏都是有相当史料和文献基础的…
“三川并流”伊汭和汝海(伊阙)
然而,反对者认为二里头目前没有发现自证性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或铭文,无法确认二里头是谁的夏都…许宏教授在《最早的中国》中虽然承认二里头“极似是夏”,但仅是“最早的中国”,这措辞是让人有回味的…
三星堆重启事件而三星堆遗址,一样没有史载,没有甲骨文,没有出身…最可怜从上世纪初被发现至今,前后持续了长达90年之久,也因挖不出甲骨文而至今“挂着单”…无法断代!
三星堆博物馆
目前三星堆根据C14检测暂被分为3期6个阶段:
第一期是中原文明中的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的初期阶段;
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到殷墟文化前段这个阶段。
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中的第一期到第三期。
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看,前后跨越了龙山、夏、商三大时代,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800年~1250年。
那么问题来了,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年代究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文字记载和史料根据。尤其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像殷墟那样典型的夏代遗址,包括自证性的文字,所以引起大家诟病。
而《史记夏本纪》,对夏代各王的记载清楚明了,共17代王470年,包括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代羿,少康中兴,夏桀亡国及商汤灭夏…都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考古上并未找到夏代各王的都城遗址,包括文物和铭文,以至造成如今的混乱认识!
而史学界也同样如此:在史料上讲的非常热闹的夏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却冷冷清清!在考古学上热热闹闹的二里头三星堆,包括甲骨卜辞中十分抢眼的妇好,在史料中却毫无踪影…这种矛盾现象,本应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和怀疑, 但是奇怪的是…专家几乎集体无意识…
为什么会这样呢?遗址都已发现 ,文物都已出土 ,只因解读标准不同而不予以承认…这就说明在史料记载跟文字解读之间存在巨大认知断层:不是文字解读出现了问题, 就是史料记载出现了问题,或者两者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文字解读与古籍落差问题 !包括三星堆二里头,及石峁和良渚,乃至殷墟亚长墓,及充满争议的妇好墓,甚至僕阳龙虎墓…必须重新全面鉴定!
放弃碳十四检测,因为误差太大,±150年就是300年,什么事都凉了!而且针对夏代遗址,我们不能再用许慎的 《说文解字》和司马迁的《史记》,这种距夏1000多年的文献来解读甲骨文和断代了…必须改用距夏最近的商代铭文或图腾符号作标准才行…
而事实上《山海经》记载的文物已在三星堆中一一得到证明了…说明什么?说明上古神话传说可能即是夏代史实也!C14和甲骨文并不能验证上古氏族图腾史!也说明夏代自证性文字并不是甲骨文而是动物图腾和面具…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夏代根本就没有甲骨文,只有氏族图腾,找什么文字呢?
夏代问题就是简单一句话 :“只要有图腾重复出现的地方就可以鉴定!”发现禹骨“抱龙人”秉承这一思路,我们终于在二里头3号宫殿贵族墓中发现了疑似大禹骨骸的真迹,经过图腾会意和铭文对比,发现此墓中的“抱龙人”,就是史载大名鼎鼎的禹贡!如图所示:
3号宫殿贵族墓/抱龙人”(二里头)
并以此为线索在濮阳西水坡追踪到了早夏都城颛顼帝丘的龙虎图腾,发现了华夏氏族的起源地…
并通过绿松石龙与蚌壳龙对比后发现,蚌壳龙即是史称“鲧生禹”之鲧鱼鳄之真相,如图所示: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根据专家何驽教授判断,二里头贵族墓主人是祭祀伶官,但是地位低下而身份十分特殊,因为墓主人随葬品很少,死亡时,怀中仅抱“绿松石龙形器",头戴三皇羽冠,腰系青铜蛾铃,脚踩绿松石,颈戴蚌壳项链…此种形式与史传“禹贡”方式完全一致,即禹王碑“圣浮图”入葬法!如图所示:
二里头抱龙人pK金文抱虫人禹!
而绿松石龙经过星宿对比,也符合阳历夏至日(6月22日)青龙星宿图,即大禹创造的十二月夏历,把颛顼十月历变成更加精细的十二月历,那么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如图所示:
金沙遗址出土十二月历“四鸟”金箔文物也佐证此事,如图所示:
其次,“二里头抱龙人”的形态,与铭文“禹"字“抱虫式”结构完全一致,并得到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抱蛇式”文物支持,而且大立人所抱之蛇也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发现了,如图所示: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大禹铭文也在在殷妇好墓发现并被破译了!原来就是二里头青铜鼎和殷墟亚长墓青铜圆斝上“又其”禹符号!真正的夏代文字!如图所示:
当然,它并不是甲骨文铭文及周鼎文,而是“图形符号”,经会意是“手抱龙”形象,铭文解读为“又其/其又”,史称禹之姒,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姒即龙形也!
而二里头网纹鼎,经图形会意就是甲骨文中大名鼎鼎的金文“其″字,如图所示:
所以我们推测出:大禹的绿松石龙,被铸成网纹鼎,代表大禹权力,象征“有夏在手,号令天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抱龙”写成“又其″,鼎文即禹!铭文解读公式为:“禹=手+虫=又+其”!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又其/其又″文字符号…如图所示:
更加可喜的是,殷墟亚长墓中也发现了“夏启”铭文,与大禹铭文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十字符号",会意为“日抱龙",甲骨文为“日又其",篆文即启!公式为:“启=日+手+虫=日又其”,简写为“司其”!如图所示:
完全符合《史记》记载“鲧生禹,禹复生启”史实,而“十字符号”也叫亚,目前考古界共识为是商人图腾之一,属于山东大汶口少昊太阳图腾,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史料分析,“玄鸟负日”与大汶口陶文及庙底沟“鸟负日”图腾有传续关系!所以启铭文应是禹人和商人结盟的契约符号,根据史料分析就是大禹和商契联盟治水的“禹生启”事件…
自从20世纪初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有关质疑商朝的争论就停止了,开始了对商朝内部情况的研究,并因甲骨文验证了《史记》商王世系,使《史记》信使地位得到提高…但对夏本纪的质疑仍然存在!
90年代后国家又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华探源工程》,尤其是随着三星堆与二里头及石峁良渚等古址,争夺夏都所有权日益白热化之时,尤其是司母戊大方鼎的改名风波,引发和吹响了妇好墓属性争论的号角…郭沫若鉴定的殷墟妇好墓的属性之争也暗流涌动…
因为妇好墓本身的文物数量之多,礼器级别之高,所处宫殿地位之显赫,与贵妃地位明显不符,在墓中铭文尚未与史料互证情况下,就匆匆作结论,显然是十分草率的 !为什么国家却对此毫无感觉 ?这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
郭沫若
许慎《说文解字》
难道郭老并不知道《说文解字》与甲骨文之间至少经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焚书坑儒三次浩劫吗?甲骨文本义和字形要经历周鼎文/小篆文改变吗?换句话说,夏代遗址就在眼前,只不过我们不认识,甲骨文中本来就有夏字,只不过我们不认识,夏字历经千年已经变身,或者就是一个文物图腾符号,就摆在眼前,几乎撞脸了,可是我们就是不认识… 这才是最根本因素 !
那么郭沫若把妇好鉴定为商代22王武丁贵妃,原因是什么呢?主要两条,一条就是把商代铭文女字解读成汉字女,二条把铭文冥解读成分娩了…而事实上,铭文女代表的不是女人,而是戴面具的跪人形象,指面具王(戴胜王母)如下图:
那么它的引申意就是王权继承人含义,只不过他这个王权象征,并不是商代的青铜鼎, 而是戴在夏王脸上的龙面具了,三星堆青铜面具就是证明!
而冥字郭老解读成“扒女阴”之分娩义,但是甲骨文中有娩的本字孕,如图所示:
含子为孕,出子为娩,但冥中无子,何来为娩?恰恰相反,冥中含日,是祭祀通灵先祖少昊之状,是祭祀冥祠祖庙之义,所以妇好并非女人贵妃,而是男人商王也…广大网友也纷纷加入争论之中:
网友“湖底小虾”认为:“第一点就是,妇好墓所处的地点有古怪。按照考古发现,殷墟遗址中的墓葬区其实还是很规则的,基本上墓葬都统一集中在一个区域之中,而且墓葬区和生活区是有明显界限的,两者相互独立区分。但妇好墓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它并没有设立在墓葬区内,而是位于生活区中,这一点让很多人不解,为此,一些人就将原因归结为武丁对这位妻子非常重视,想要一直守护着她。这个说法对或是不对,就无从得知了。
第二点疑问,则是在妇好墓中没有发现妇好的尸骨。考古过程中,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也有不少的殉葬者的尸骨,却唯独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的那种。针对这一现象,有专家认为这里或许只是一座衣冠冢,真正的妇好,或许在哪一次的征讨当中已经战死沙场,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第三点则是关于妇好与商王武丁的关系,他们真的是夫妻吗?或者说妇好是武丁的王后吗?从记载来看,武丁曾经有过六十多位妻子,而对于妇好来说,她有着自己的封地,也有着自己的宫殿,平时并不与武丁住在一起,这样的状态如何像一对夫妻呢…”
下面我们就用金文和三星堆文物解读一下妇好铭文:
首先,根据妇好铭文在青铜器和甲骨文中的行文顺序:“妇好”应该是“帚好/帚子女/帚女子…”而不应是郭老的“婦好”!因为“帚"和“女”是分立的,两者是不同的字,存在不同含义,不能“拉郎配” !如图所示:
帚女子(妇好)铭文
另外,“帚”铭文外形酷似一棵树,对比甲骨文和史料内容,及文物对比, 应该是三星堆青铜树形象,代表帝喾,如图所示:
妇好“女”铭文,许慎说是女人,两点为乳,但经过三星堆文物对比,反而更象跪坐面具人形象,两点是面具双眼…如图所示:
引申为王权继承人或神权继承人。与此同时,妇好铭文礼器中也陆续发现了跪坐面具人形象,如图所示:
说明铭文女和跪坐面具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如图所示:
第三,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子铭文”,如图所示:
为什么甲骨文子与金文子不一样?再观察一下如下两枚“妇好铭文”:
两枚“妇好铭文”没有“子”铭文,只有一只玄鸟为代表,为什么?是不是玄鸟就是子铭文呢?目前出土的青铜树分析,树枝上应站九鸟一乌,但当前尚缺一乌,三星堆文物中发现一戴胜鸟,如图所示:
大家仔细对比一下甲骨文“子”和金乌形状,两者头上都有“三根羽毛”是不是很相似?根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及《淮南子·精神篇》中“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金沙遗址出土“使四鸟”图饰金箔,如图所示:
根据史料分析,“玄鸟负日”与大汶口陶文及庙底沟“鸟负日”图腾有传续关系!如图所示:
庙底沟“玄鸟负日”陶纹
经考证,“金乌负日”源流图说,自出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的“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可说是最早的“金乌负日”的资料。如图所示:
双鸟朝阳(河姆渡)
负日玉鹰(凌家滩)
所以说“子″铭文即太阳玄鸟之形,少昊图腾!《国语》称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如图所示:
根据《史记》“少昊孺颛顼”的史料分析,“妇好"应是夷夏联盟的夏启流转符号!而三星堆青铜树,就是夏启华表扶木,代表东夷少昊氏族和颛顼氏族两大联合执政!即史传的禅让制!如图所示: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就是“负日玄鸟”三足乌形象,故称子爵!如图所示:
综上所述,二里头确凿是夏禹都城,殷墟是夏启都城!另外来自殷墟花园庄M54号亚长墓也可以提供一个佐证!铭文“亚长”符号分析是“头戴羽冠手拿权杖的酋长”形象,我们从亚长墓中发现了一把类似手杖的青铜手器,并在金沙遗址中也发现金权杖,如下图:
从青铜手器上的铭文和黄金权杖“鱼凫”铭文解读是“玄鸟”,金文推“臣”字,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臣氏是有易氏王族,是少昊直系。如图所示:
金沙遗址的金权杖,铭文解读为“鱼禹+凫契=鱼凫王”,代表“夷夏结盟”之“禹生启”事件,故表明殷墟亚长墓即是少昊后人之玄鸟王契之墓!
进而专家对亚长墓主人骨骸查验后发现,此人死因是受七处刀伤而亡,属于他杀的非正常性死亡!如图所示: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竹书》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说明夏启并非被人所杀,反而是杀益之人…那么亚长如果是夏启,为什么属于非自然死亡?考古证据与竹书记载发生了矛盾,怎么办?…还好在《山海经大荒东经》又发现了一起杀王案件!
根据《山海经》“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分析,王亥是被有易所杀…在亚长墓和妇好墓出土大量仆牛文物,如图所示:
证明亚长极有可能就是被有易氏所杀的王亥!竹书纪年也佐证此事:
玉石仆牛铭文也是商王司辛之义,证明王亥和商契也有关系。但是王国维认为王亥应是契的6世孙振,根据甲骨文“高祖王亥”分析,“亥”是“枭/袅/凫”的本字,有鸟头形象,应是玄鸟商契之图腾,但是并不能证明是6世孙振。如图所示:
而且王亥既然是6世孙为什么敢称“高祖王亥”呢?高祖包括契自己及其它高祖夔/河/岳/乙,都是振的长辈,所以王亥应是商契本人才符合逻辑!
那么问题又来了,亚长墓主人如果是王亥,并且就是商契夏启,那么妇好墓岂不就是夏启王亥商契三合一祠堂了?…即史称的少昊和颛顼合祠→启祠/冥祠/帝喾祠/少昊祠/颛顼祠/夏祠/商祠/殷祠!民间俗称为“太昊/伏羲/黄帝/神木祠”,考古界之“母辛宗”?如图所示:
太神奇了,一人三名?三史三称?《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辅禹治水有功,受司徒,封商地…”原来就是禹生启!别慌,还有另一个佐证!1997年秋,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河南商丘一直想挖出先商遗址,结果不远处的周口鹿邑太清宫,无意间挖出一座名唤“长子口”的大墓,初期鉴定为老子墓,但后期认定为商周之“长氏”贵族墓,与亚长墓同属一系,但因史无所载,故至今悬而未决…
经过铭文分析,长为契,子为商姓,“口”为鼎形,铭文叫其/启,而且长子口墓十字椁室与启符号完全一致,佐证长子口是少昊后裔,商契直系!如图所示:
而同墓棺中出土的虎头玉人,也证明了是王亥后启殷侯上甲微虞舜之遗物,如图所示:
所以“长子其”墓即丹朱墓,民间长老不分,其丹并用,逐渐演变成后代赫赫有名的老君庙了,长子启民间称长子箕,河南郸(丹)城有箕子台遗址,其实也就是古宋国第一任国主其子微丹朱。当然更是大名鼎鼎的武汤了!长子口三戈为证!
根据史记及竹书记载,公元前1650年,商契和伯益继承大禹遗志,开凿三门峡砥柱山泄洪成功,实现了大禹伊洛济三川并流(入荷泽)构想,故受尧舜二帝册封火政司徒,铭文即亚长司其,史记称夏启!山海经称“王亥",先秦诸史称殷侯,封商地,营建安阳殷墟洹北商邑,立妇好启祠,建大邑殷商。
公元前1638年,王亥商契因与有易绵臣及伯益争仆牛和启位被杀死,放葬殷墟亚长墓…山海经称“有易杀王亥″,竹书称“益干启位,启杀之",史记称“商汤灭夏″。
公元前1634年,后启上甲微(虔舜夏桀)协伯益反杀尧帝绵臣,伯益偷放尧子丹朱于摇民。公元前1629年丹朱化名武汤逐上甲微于鸣条岗东下冯安邑,上甲微西逃石峁建周弃神木城…留下二里头(偃师)/鸣条岗(东下冯)/三星堆(金沙)/石峁(皇城台)四大遗址…
夏代起始时间约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 地域包括黄河中下游,鲁西豫北晋南地带,即先商考古地望:下七垣文化区域,如图所示:
具体夏商王址包括:河南濮阳西水坡颛顼墓,河北易水尧帝墓,河南偃师二里头禹墓,河南安阳亚长夏启商契墓,河南鹿邑长子口丹朱汤墓,三星堆禹南巢,石峁后稷周弃舜墓,大汶口少昊陵,石家河及下游良渚少昊颛顼祖庭。结论:综上所述,二里头是禹城,殷墟是启都,濮阳西水坡是鲧父帝丘,这样,就形成了《史记》记载“鲧生禹,禹复生启”的王权转换过程。从铭文解读和图腾会意角度说,二里头并不是夏桀都城,而是水政共工的大禹都城兼禹墟。而真正的夏启都城是“契至汤八迁”的安阳殷墟,即斟鄩北蒙!
附录:少昊上古史世系表(初稿):
少昊颛顼王权传承表(初稿):
二司一后:少昊(司日/玄鸟氏),公元前1880年~1800年,曲阜。
颛顼帝(司日/高阳氏),公元前1800~1750年,僕阳。
帝喾(司曰/高辛氏),公元前1750~1700年,安阳。
二王一后:帝挚(司日/陶氏),公元前1700年,平阳陶寺。
帝尧(司日/唐氏),公元前1700~1638年,陶寺/易水。
帝丹朱(司日/汤氏),公元前1638~1634年,易水/鹿邑。
二伯一后:司马皋陶(公元前1670~1625年),安阳/侯马;
司空伯鲧(公元前1670~1650年),河南王城岗。
后马伯益(公元前1670~1625年),安阳/侯马。
二启一后:司空夏启大禹(公元前1670~1650年),偃师二里头。
司徒夏启商契(公元前1650~1638年),偃师二里岗/三门峡/殷墟。
后稷周弃(舜帝)(公元前1670年~1625年),东下冯/石峁。
妇好墓十三铭文解读(初稿原创):史记上古史黄帝世系总表(网络版):4. 长江文物有哪些?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它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产。以下是一些长江文物的例子: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像。金沙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南地区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太阳神鸟金箔。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是中国汉代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帛画、漆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王堆女尸。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是中国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漆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曾侯乙编钟。三峡库区文物:位于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是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在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历经多次重建,是长江文化的重要象征。以上只是长江文物的一部分,长江流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物遗产,如重庆大足石刻、四川乐山大佛、江西庐山、安徽黄山等。这些文物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5. 超级史前文明真的存在吗?
通过一个个地球远古时期文明遗迹的发现,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地球有可能真的存在过史前文明,有科学家认为地球诞生到现在一共经历过四个纪元,而人类是第四纪,每一个纪元都诞生了智慧文明,而人类只是第四纪元的智慧生命。
据历史记载,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是我们能知道最久远的事情了,可是在更久远之前的地球,真的只有像恐龙那样庞大的生活存活着吗?通过一些考古学家发现,证明着在人类诞生前的几千年前其实存在着史前文明,那么就是说在人类诞生之前,或许还出现过其他高智商的生物,当然也有可能是人类的存在,只不过后面灭绝了,这些都要靠之前那些遗址让专家学者慢慢考证了!
关于史前文明是否存在还有很大的争议,很多证据都还没有找到科学的解释方法,下面几个就是专家学者提出这个判断的一些证明,大家一起观摩一下!
1、 古冢。 这个古冢是出现在一个小岛上,大约有四百多个,每一个的高度都在二至三米之间,古冢使用沙石铸成,但是里面十分贫瘠,虽然被叫做“冢”但考古学家们却没有在这里面发现任何一具遗骸。 只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科学家们在这些个古冢里分别发现了一根直立的水泥圆柱,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调查,这些圆柱应该是在1095年到1120年间被制造出来的东西,而人类在那时还没有完全掌握水泥的制作方法,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是其他高智商文明的创造物。
2、 太空的拍摄 在美喀喀湖高原古城第阿瓦拉克神秘的废墟中,有一尊巨大的雕像,雕像上面刻着一幅完整的星空图,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这幅图案是来自2.7万年前的古代星空,而一些符号代表着深奥的天文知识,而在数万年前的人类是如何掌握这些东西的呢?
3、 隧道系统 这个隧道系统出现在南美,这个隧道的入口是由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把守,而整个隧道一直通到了两百五十米的地下,隧道里面光滑,平坦。在隧道里面还有巨大的大厅以及桌椅,而且这些的制作材料都很特殊,连考古学家都不知道这些是用什么制成的。而对于是给谁用的就更无法得知了。
4、 亚特兰蒂斯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就开始踏上了这片未知“国度”的旅程,传说这是古时被大洪水所淹没的城市,之后,各国的科学家们都纷纷下水寻找,人们不断在水下发现了石头铺成的路,更有一座座宏伟的建筑被发现,这一大片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与柏拉图所描绘过的相符合,这似乎证明了这座远古城的存在,不过这些宏伟的建筑到底是怎么被古时候的人建造出来的呢?科学家也不得而知
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着史前文明存在的真实性,但是史前文明留下的遗迹真的太少,并且以我们人类目前的测量技术也不能完全证明,导致很多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虽然上述的这些“证据”听起来满可靠的,但是至于真正的谜底我们也还不得而知,只能期待科技的进步和科学家们的证明了。
6. 埃及金字塔是否是外星人建造的?
古埃及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在那里发生过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象征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其金字塔的建筑结构,无论是在天文学、地理学、光学方面等,都与现代的仪器测量的都是那么的契合。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金字塔到底是谁建造的?
古埃及金字塔有很多座,其中最大的就是胡夫金字塔。它的神秘之处又有多少呢?每当快要解开一个谜团的时候,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谜团,这些谜团一件接一件的,都似乎关联着什么。
胡夫金字塔,公元前2600年建造,塔高146.5米,有230万块石头组成,其石头的材质,有的是相对比较轻的石灰岩,里头用的是最硬的花岗岩,平均每块约2.5吨重,而大的超过15吨重,这样一块一块建成的金字塔,重量约600万吨重,60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帝国大厦16个重量加起来的总和。
这么伟大的建筑,真的难以想象是怎么完成的?可以推测,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文明非常灿烂,拥有非常先进的设备,把这些石头运上去,并严格按照各个方面严丝合缝,中间连刀片都很难塞进去。就是现代的工艺水平,也无法达到这种要求,现在基本上各种测试仪器都有,各种建筑设备都有,能够做到这种水平也是极其困难的。5000年前的埃及人是如何做到的?难道真的拥有比现代更先进的设备,还是金字塔就是当时的外星人建造的?
如果是纯人工建造的话,什么样的人费多大的劲才能把这石头运上去,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工具,就靠人力的话,需要多少人,又得累死多少人?在建筑学里面,把金字塔作为一种奇迹来看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金字塔每边的周长大概是230米,每边的误差不超过0.6米,金字塔所建造的方向,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没有任何的偏差。就是拿到现在来说,拥有先进的测量仪器也无法做到很小的误差,更别说公元前2600年以前了。如果只是目测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金字塔的内部,有很多跟天文学有关的知识,就说里面有几个竖井,晚上顺着竖井向上看,能够看到天狼星等一些星座,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会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而且金字塔的重量乘以1015就是地球的重量,金字塔的高度乘以10亿,就是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等等。金字塔的能量可以将放在里面的食物长期不变质,一块长满锈的硬币,放几天就会金光闪闪,这就是金字塔能。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所有的这些数据加起来,只是巧合吗?
电影中我们看到,外星人好像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如果是他们建造的金字塔,那应该就像我们垒积木一样轻松吧。归根到底,古埃及人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这些精确的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相信未来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时间也许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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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说四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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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是指南宋到元代之际和明清之际的四川大规模人口消亡,我从人口变化方面对这两次进行分享:
一、宋元之际四川人口消亡四川区位于巫山一武陵山以西、秦岭以南、今广西省界以北,约相当今四川省盆地区域、贵州省大部及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与湖北恩施地区。北宋属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和秦凤路的成、阶、凤、岷四州,及秦州的天水县与京西南路的金州。南宋属成都府、潼川府、利州东、利州西和夔州等五路。元属四川行省,及陕西行省的兴元路、阶州、成州、西和州、徽州。
1、宋朝全盛时期四川人口
四川在五代时期远离中原战火,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取得不少成绩,以人口繁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而著称于世。宋太祖制定先取蜀中,再逐个统一各国的方略.就是基于利用四川的经济力量的考虑。然而,北宋军队在乾德三年(962 年)夺取四川以后,却激发一场因北宋将领的敲诈虐杀引发的蜀军兵变,波及邛(治今邛崃市) 蜀(治今崇州市)等 17 州,规模甚大。
兵乱平定后,北宋于乾德四年、五年撤废了嘉、资、普、戎、泸、荣、剑、巴、达、恭等州下属的约 20 个县。由于缺乏记载,无法得知此次大规模撤县的原因,是由于前蜀、后蜀时设县过滥,还是北宋初期的战争导致当地人口下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场长达一二年,波及全川主要地区的战争势必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口减少。
尽管这样,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川有户 120 万余,仍居全国各区域第一位,较居第二位的江南整整多出 48 万户。
神宗元丰元年(1078 年),四川有户近 212 万,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近224万,均居全国各区域第二位。户年平均增长率,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为 6.5‰,元丰元年至崇宁元年为2.3‰,分别居全国各区域第十三位和第十位。因此,北宋中后期四川总户数在各区域中序次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二位,是其人口发展速度慢于其他区域的结果。社会动荡是影响前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人稠地狭矛盾的日趋尖锐可能导致后期人口增长的放慢。
早期北宋初的太宗时期,时人对四川已有“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的印象。进人中后期,张方平、文同、张耒等人的有关著述都提到四川人稠地狭的现象。他们说:“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剑南西川,原野衍沃,氓庶丰伙”;“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上述议论的频频出现,表明因人口数量增加耕地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一般说来,当一个区域的人口数量达到饱和,人地矛盾尖锐时,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必然要趋于缓慢。因此,四川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是其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
两宋之际,当东南诸路饱受战火之苦时,位于大巴山以南的今四川盆地的成都府、梓州、夔州三路及利州路的南部诸州却继续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不仅金军未能进入,北方流民武装也被阻拦在大巴山以北,只有守边将官允许的移民方得以进入。因此,这一区域基本保持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得以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增长。
北宋崇宁元年(1102 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川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9%,居南方各区域第一位。就四川本身而言,这一增长率也超过北宋元丰元年至崇宁元年的水平(2.3‰)。总户数 266 万余,虽然仍居南方各区域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江南的差距已显著缩小,北宋后期四川户数为江南的 86. 7% ,绍兴末占了 89. 7%。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到每平方公里 9.2户。
2、宋元之际人口的锐减
理宗宝庆三年(1227 年) 蒙古军队攻灭西夏,乘胜攻占四川的关外诸州。绍定四年、五年(1231年、1232 年)间,抄掠人川,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二年(1235 年)蒙古军大举入蜀,横扫四川,成都府也被攻占,不久又离去。嘉熙元年(1237 年),蒙古军开始旨在攻占四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川人民坚持抗击蒙(元)军队达半个世纪,直到南宋全境被攻占,蒙古军队进人四川后,大肆屠杀平民,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140 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
元代士大夫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战事:“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也不尽是屠杀,饥饿和随战乱而来的瘟疫也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但蒙古军大量屠杀四川人民则毋庸置疑。此外,蒙古军队还掳掠四川人到北方充当奴隶,据说关中的“岐、雍民家皆有蜀俘”.,可见被迫外迁充当奴隶的人数不为了逃避这场四川历史上少有的劫难,幸存者纷纷逃人大宁监(治今巫溪县)等偏远的沿边山区。
更多的遗民,特别是衣冠士族,则顺长江东下,逃往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刘克庄描述这一状况:“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据此可见,东迁的世家大族人数不少。南宋后期,广大的东南地区,除比较偏远的广东、广西与战火未息的江淮,都有一定数量的四川移民分布。
由于上述原因,南宋末四川人口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元朝人揭傒斯的一番论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人口下降的严重程度:“惟蜀与宋终始,声教沦洽,民心固结,故国朝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
3、元初人口的统计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四川行省辖9路、3府,但在《元史·地理志》中只有成都、广元、顺庆、重庆、绍庆、夔州等 6 路府有户98538、口 615772。如加上为数众多的漏籍户口,估计该年四川行省以及宋代属于利州路北部的汉水流域诸州(元代主要属兴元路)约有四五十万户。这一数据,只相当于南宋嘉定十六年同一地域范围 259 万户的 15%~19%。依此估测数,至元二十七年四川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4~1.7户左右,最多的成都路也只有 2 户稍多。
由于如《元史·地理志》所说“土著之姓十亡七八”,至元二十七年的四川户数并非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一部分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最早进入四川的主要是因作战、镇守而留居的各族军人。
四川地域广大,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和夔州四路共有户 259 万余,然而到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却只剩下 98538 户。如果加上没有数据的那部分单位的可能的户口,至多只有 20 万户左右。
由于元代陕西行省境内的汉水流域地区宋代属利州路,南宋四川四路的地域范围自然大于元代四川行省,然而.如果将这一部分的户口扣除,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南宋仍有 240 万户左右 。几乎是元至元二十七年户数的 12 倍。
毫无疑问,长期进行的宋蒙战争是导致元代四川户口锐减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户口的漏计,特别是大量自外地迁入四川的移民未能及时得到著籍。在这方面,夔路和重庆路泸州提供了例证。在夔路,《地理志》所载的著籍户仅是当地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泸州的著籍户也只是未著籍户的一半不到。
还有一个例子,是《元史·地理志》没有记载的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南宋时在今四川荣县、威远及自贡市境设绍熙府,元初因人口过少废去府和属县。元后期汉水流域、江淮及陕西人民“见彼中(旧绍熙府和附近地区)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纷纷迁入垦荒。
到顺帝至元四年(1338 年),“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同年设立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下隶资、普、昌、隆四州和盘石、内江、安岳、昌元、贵平五县。
夔路、泸州和绍熙宣抚司是元代四川的一个缩影。既然上述三个地区的人口都以外来移民为主,其他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元史·地理志》登录的四川户数不过十余万户,而上举集聚在绍熙府境的外来移民却已达二十余万户,全川未纳人户籍登记的户口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泸州《图经志》说元代“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便是对此很好的说明。考虑到类似绍熙府这种移民数量很多的府州,在《元史·地理志》无论是户口和州县建置都不曾得到反映,四川未纳人户籍登记的户口当远远不止“倍于版籍所载”。因此,估计至元二十七年四川行省户数应在四五十万户。
二、明清之际的人口消亡1、明末人口统计
万历《四川总志》卷1《户口》记载“国初”户 215719,口1466770。这一数据实际上是《后湖志》中所载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弘治中,四川户数增加到 253813,口数增加到 2598460,洪武以来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在从洪武至弘治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外地向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人已经停止,因此,这一增长率或许可以大致视作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万历六年(1578 年)军民人户共 262694,口为3102073。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0%。
这几个数据或许说明,对于一个通过洪武大移民获得重建的省份来说,政府对十户口调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2、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地方武装。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卷 13 有如下记载:
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可致,咸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 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即死。以秫面洒之,襄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在川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如西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损失了 90%。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二府的情况,这一估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 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 5‰。
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亡甚众”。人口增长的势头才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二地缺载,广元和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早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确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
我将从明代初年至崇祯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四川人口总数(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约达到了 735 万人,同年因全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十一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
崇祯七年初,张献忠部第一次从湖北经三峡攻入四川,旋即撤离。九年,李自成部从汉中入川,攻克州、县城 38 座,陈兵成都郊外。十二、十三年间,张献忠在陕、鄂、川三省交界地带与明军纠缠,夺得川东几座县城,又奔走游击于川北广元、昭化,川南泸州、南溪,再从巫山出川,攻打湖广襄阳。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 30 万军队入川。夺得巫山、夔州以后,便长驱直入四川腹地,攻取重庆和成都。
除了李自成、张献忠部在四川的活动外,名为“摇黄”的地方武装势力也频繁活动于川东地区。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所称“张献忠屠蜀”,实在也包括“摇黄”势力对地方的蹂躏。
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军队以川中南部为基地,坚持抗清。南明军队对地方的残害,并不亚于张献忠部、摇黄”部对人民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张献忠屠蜀”可以理解为明末清初几十年间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明代后期四川人口约 500 万,清代初年的残存人口约为 50 万左右。康熙初年四川有县仅80余,每县平均实有人口约为6 000 左右。长达七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中断了四川的移民进程,也中断了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的进程。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足以抵销战前的人口迁入。因此,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二十年 (1681 年)间,成为清初四川人口的最低点,四川人口的全面恢复是从康熙二十年以后开始的。
清初四川全省的丁额通常不过在 1.5-3.0 万之间,如顺治十八年全省人丁额只有 1.6 万,约与东南省区的一县相当。人丁稀少,土地亦不多,顺治十八年全省耕地面积只有 118.8 万亩,只及万历年间额地 8.8%。四川地方财政严重不足,以至于清初需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如康熙十一年调人岁银达 80 余万两。显然,这对于清朝财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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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星堆出土的女尸,中国有哪些比较诡异的出土文物?
如果不是怕大家没耐心看完,这种“诡异”的文物我能说出很多个。
岳云鹏博物分鹏在这里,第一个要说的文物是一个很像岳云鹏的文物。
这个文物是我在岳云鹏发的微头条里看到的,在他的微头条里,他发了几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分鹏”,其中就有这件文物。
在发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
我后来在网上查找的时候,也找不出这件文物的出处。
不过从图片来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实存在的文物,只是我了解有限找不到罢了,头条上如果有见多识广的大神认识这件文物,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出处。
东汉鸮形尊这是一个东汉的鸮形尊,鸮,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猫头鹰,尊,是古代的一种酒器,不过从图片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文物更像是一个外星人。
金门凤狮爷大门陶灯这是两个出土于金门地区的凤狮爷陶像,凤狮爷是金门岛和琉球群岛地区的一个特产,有石像也有陶像,是人们放在家里祈福用的,下面这两个陶像造型略显怪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现代人设计出来的恶搞手办。
彩绘缩脖陶俑这是一个陕西陇县出土的缩脖俑,从造型上来看,他受到的委屈可不小,可怜巴巴的,仿佛在说:你为什么不搭理人家?
山西鸮尊这是一个收藏于山西博物院的鸮尊,也是一个猫头鹰造型的酒器,从样子上来看,我感觉这和“愤怒的小鸟”里的角色造型很像。
北齐思惟菩萨像这是一个北齐的思惟菩萨像,其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一根手指接触面部,看起来很像现在的人做“羞羞脸”。
战国水晶杯这是一个出土于杭州的战国水晶杯,它非常罕见,是由一块巨大、完整的水晶慢慢打磨而成,看起来非常晶莹剔透,造型很像现代人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在博物馆里看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工作人员把杯子放错了。
青铜卡尺这是一个王莽时期的青铜卡尺,造型很像现代人测量用的游标卡尺,这个卡尺加上王莽时期种种超前的政策,一直让不少人深深怀疑王莽是一个“穿越者”。
唐代仕女俑这是一个唐代的仕女俑,她竖着一根食指指向前方,是不是很像我们小时候手指比枪玩闹的模样?
云纹铜五柱器这个文物出土于安徽屯溪市,所属年代是西周,据推测是当时的日历,上面的柱子可以挂一些圆环计算时间,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否更像一个WiFi路由器。
雍正刺虎图在这张画里,雍正的造型很怪异,头上戴着的是洋人的卷发、穿的是猎户的衣服、拿的是狩猎的叉子、面对的是蠢蠢欲动的猛虎。
种种元素与雍正的皇帝身份混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荒诞感。
乍一看,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后人天马行空胡乱画出来的,但实际上,这幅画是雍正活着的时候,让他手下的欧洲画家给他画的。
除了这幅画外,当时的欧洲画家还为他画了逗猴图、修道图、钓鱼图、儒士图等等,看着这些画,让人不禁感慨雍正的爱好奇特,竟然喜欢角色扮演。
雍正批文在我国的历史中,雍正的批文可谓是一大奇观。
在他的众多奏折批文里,他的很多话语一看就让人感觉像是现代人随意所写的。
比如以下这些: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朕就是一个小气鬼。
其中,“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是写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的,那时候田文镜刚给他拍完马屁,雍正以为自己真如同田文镜所说那么好,就如此自傲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是写在年羹尧的奏折上的,那时候他和年羹尧的感情还没有发生波澜,年羹尧刚在青海平叛完,雍正一时开心下,就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还有这段对于他心腹大臣鄂尔泰的评价: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鄂尔泰之深。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鄂尔泰有些不要脸。
2. 挖掘的哪件文物最奇怪?
云南省博物馆部分藏品,来个惊悚的
3. 为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二里头为夏都遗址?
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其中“三代之居”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指秦汉之前的夏、商、周三代,这三代也代表了中原王朝的起源。另一个版本是指夏禹,后羿,夏桀三代夏王…
大禹治水
而从铭文解读和图腾会意角度说,二里头是第二个版本,即指夏禹,后羿,夏桀三代夏王,但不是目前普遍认为的晚夏桀之都城,而是早夏大禹都城斟鄩。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国家方面讲,考古历史学家邹衡教授认为:“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及社会发展阶段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包括两种类型的早、晚两期共四段)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
邹衡
其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首任队长赵芝荃认为:“豫西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著名的遗址为二里头、东干沟、锉李、东马沟、鹿寺、十里铺、煤山、稍柴、王城岗上街、西史村和洛达庙等,二里头遗址是这个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遗址,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二里头遗址应是一代王都一一夏王朝的晚期都邑。”
第三,夏商周断代工程百席科学家、前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夏代是否存在,作为考古学界探寻多年的重大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有考古证据。徐旭生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星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李学勤
第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中华王朝文明至少在夏朝就建立了,二里头就是出发点。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王巍
第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认为:“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商代殷墟遗址;1952年,发现了ニ里岗遗址;从1959年开始,徐旭生先生追寻夏文化,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把中国历史向前又推了几百年。”
陈星灿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认为:“二里头都邑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一ー 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但其重要性还远远不止于此。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初步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徐宏
综合上述专家们的评价,基本都认为二里头是夏代遗址,只不过是早期还是晚期遗址尚有争议,为什么呢?因为《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然而,冀都尚未有史料和考古证据!而西羌之地绝非中原二里头,秦汉以来尚无定论…但洛阳民间确有大禹治水和“三川并流”传说,而西周《遂公盨》出土后,李学勤教授指出:“《遂公盨》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
遂公盨及铭文
至于疑古派顾颉刚,在1923年写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认为“大禹是一条虫”,他认为是九鼎上的一种动物图腾…”也未可知!
顾颉刚
当然找到大禹本人骨骸及铭文,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大禹地望和传说,尤其四川汶川(三星堆)和甘肃天水(大地湾)及浙江绍兴(会稽山)为最典型,真的让人难辨真伪…但是考古要求“盖棺定论”,所以确凿大禹骨骸和文物是唯一硬指标,只有史料传说是不足信的…
会稽山大禹陵(绍兴)
发现禹都二里头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不经意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了很多带有纹路的陶瓷碎片,直觉告诉他这片区域,可能是古夏城遗址…如图所示:
双身龙纹陶片(二里头)
从1960年开始,考古队员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到90年代,陆发现了1号宫殿和2号宫殿基址、青铜冶炼遗址,又挖掘出3号宫殿,陆续发现了绿松石龙形器,及中小型墓中的绿松石的铜牌饰…规模日益扩大(近3平方公里)!
目前遗址面积不少于3平方千米。根据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新郑望京楼商城、焦作府城商城,辉县孟庄商城、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等商代早期城邑,与二里头多座城邑改建的时间大体耦合…如图所示:
说明北方的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西方的东下冯文化等大量汇聚郑州商城和二里头,这段时间也与文献上记载的夏商之际相交,证明二里头恰是史记夏王朝最后一座都城。二里头遗址涵盖的历史时间上到龙山文化,下到东周时期,其中的主要遗址涵盖了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
二里头申夏风波但是,因为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挖出铭文或甲骨文,无法佐证是哪一位夏王都城,所以日前申请夏都博物馆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争论十分剧烈!支持者认为: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唐李泰《括地志》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国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史记夏本纪》记载:“后羿为东方某部落的首领,入驻斟鄩执政。太康去世后,扶持仲康登基,仍在斟鄩建都…”。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十分有可能就是夏桀都斟鄩,申请夏都是有相当史料和文献基础的…
“三川并流”伊汭和汝海(伊阙)
然而,反对者认为二里头目前没有发现自证性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或铭文,无法确认二里头是谁的夏都…许宏教授在《最早的中国》中虽然承认二里头“极似是夏”,但仅是“最早的中国”,这措辞是让人有回味的…
三星堆重启事件而三星堆遗址,一样没有史载,没有甲骨文,没有出身…最可怜从上世纪初被发现至今,前后持续了长达90年之久,也因挖不出甲骨文而至今“挂着单”…无法断代!
三星堆博物馆
目前三星堆根据C14检测暂被分为3期6个阶段:
第一期是中原文明中的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的初期阶段;
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到殷墟文化前段这个阶段。
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中的第一期到第三期。
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看,前后跨越了龙山、夏、商三大时代,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800年~1250年。
那么问题来了,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年代究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文字记载和史料根据。尤其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像殷墟那样典型的夏代遗址,包括自证性的文字,所以引起大家诟病。
而《史记夏本纪》,对夏代各王的记载清楚明了,共17代王470年,包括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代羿,少康中兴,夏桀亡国及商汤灭夏…都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考古上并未找到夏代各王的都城遗址,包括文物和铭文,以至造成如今的混乱认识!
而史学界也同样如此:在史料上讲的非常热闹的夏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却冷冷清清!在考古学上热热闹闹的二里头三星堆,包括甲骨卜辞中十分抢眼的妇好,在史料中却毫无踪影…这种矛盾现象,本应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和怀疑, 但是奇怪的是…专家几乎集体无意识…
为什么会这样呢?遗址都已发现 ,文物都已出土 ,只因解读标准不同而不予以承认…这就说明在史料记载跟文字解读之间存在巨大认知断层:不是文字解读出现了问题, 就是史料记载出现了问题,或者两者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文字解读与古籍落差问题 !包括三星堆二里头,及石峁和良渚,乃至殷墟亚长墓,及充满争议的妇好墓,甚至僕阳龙虎墓…必须重新全面鉴定!
放弃碳十四检测,因为误差太大,±150年就是300年,什么事都凉了!而且针对夏代遗址,我们不能再用许慎的 《说文解字》和司马迁的《史记》,这种距夏1000多年的文献来解读甲骨文和断代了…必须改用距夏最近的商代铭文或图腾符号作标准才行…
而事实上《山海经》记载的文物已在三星堆中一一得到证明了…说明什么?说明上古神话传说可能即是夏代史实也!C14和甲骨文并不能验证上古氏族图腾史!也说明夏代自证性文字并不是甲骨文而是动物图腾和面具…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夏代根本就没有甲骨文,只有氏族图腾,找什么文字呢?
夏代问题就是简单一句话 :“只要有图腾重复出现的地方就可以鉴定!”发现禹骨“抱龙人”秉承这一思路,我们终于在二里头3号宫殿贵族墓中发现了疑似大禹骨骸的真迹,经过图腾会意和铭文对比,发现此墓中的“抱龙人”,就是史载大名鼎鼎的禹贡!如图所示:
3号宫殿贵族墓/抱龙人”(二里头)
并以此为线索在濮阳西水坡追踪到了早夏都城颛顼帝丘的龙虎图腾,发现了华夏氏族的起源地…
并通过绿松石龙与蚌壳龙对比后发现,蚌壳龙即是史称“鲧生禹”之鲧鱼鳄之真相,如图所示: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根据专家何驽教授判断,二里头贵族墓主人是祭祀伶官,但是地位低下而身份十分特殊,因为墓主人随葬品很少,死亡时,怀中仅抱“绿松石龙形器",头戴三皇羽冠,腰系青铜蛾铃,脚踩绿松石,颈戴蚌壳项链…此种形式与史传“禹贡”方式完全一致,即禹王碑“圣浮图”入葬法!如图所示:
二里头抱龙人pK金文抱虫人禹!
而绿松石龙经过星宿对比,也符合阳历夏至日(6月22日)青龙星宿图,即大禹创造的十二月夏历,把颛顼十月历变成更加精细的十二月历,那么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如图所示:
金沙遗址出土十二月历“四鸟”金箔文物也佐证此事,如图所示:
其次,“二里头抱龙人”的形态,与铭文“禹"字“抱虫式”结构完全一致,并得到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抱蛇式”文物支持,而且大立人所抱之蛇也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发现了,如图所示: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大禹铭文也在在殷妇好墓发现并被破译了!原来就是二里头青铜鼎和殷墟亚长墓青铜圆斝上“又其”禹符号!真正的夏代文字!如图所示:
当然,它并不是甲骨文铭文及周鼎文,而是“图形符号”,经会意是“手抱龙”形象,铭文解读为“又其/其又”,史称禹之姒,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姒即龙形也!
而二里头网纹鼎,经图形会意就是甲骨文中大名鼎鼎的金文“其″字,如图所示:
所以我们推测出:大禹的绿松石龙,被铸成网纹鼎,代表大禹权力,象征“有夏在手,号令天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抱龙”写成“又其″,鼎文即禹!铭文解读公式为:“禹=手+虫=又+其”!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又其/其又″文字符号…如图所示:
更加可喜的是,殷墟亚长墓中也发现了“夏启”铭文,与大禹铭文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十字符号",会意为“日抱龙",甲骨文为“日又其",篆文即启!公式为:“启=日+手+虫=日又其”,简写为“司其”!如图所示:
完全符合《史记》记载“鲧生禹,禹复生启”史实,而“十字符号”也叫亚,目前考古界共识为是商人图腾之一,属于山东大汶口少昊太阳图腾,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史料分析,“玄鸟负日”与大汶口陶文及庙底沟“鸟负日”图腾有传续关系!所以启铭文应是禹人和商人结盟的契约符号,根据史料分析就是大禹和商契联盟治水的“禹生启”事件…
自从20世纪初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有关质疑商朝的争论就停止了,开始了对商朝内部情况的研究,并因甲骨文验证了《史记》商王世系,使《史记》信使地位得到提高…但对夏本纪的质疑仍然存在!
90年代后国家又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华探源工程》,尤其是随着三星堆与二里头及石峁良渚等古址,争夺夏都所有权日益白热化之时,尤其是司母戊大方鼎的改名风波,引发和吹响了妇好墓属性争论的号角…郭沫若鉴定的殷墟妇好墓的属性之争也暗流涌动…
因为妇好墓本身的文物数量之多,礼器级别之高,所处宫殿地位之显赫,与贵妃地位明显不符,在墓中铭文尚未与史料互证情况下,就匆匆作结论,显然是十分草率的 !为什么国家却对此毫无感觉 ?这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
郭沫若
许慎《说文解字》
难道郭老并不知道《说文解字》与甲骨文之间至少经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焚书坑儒三次浩劫吗?甲骨文本义和字形要经历周鼎文/小篆文改变吗?换句话说,夏代遗址就在眼前,只不过我们不认识,甲骨文中本来就有夏字,只不过我们不认识,夏字历经千年已经变身,或者就是一个文物图腾符号,就摆在眼前,几乎撞脸了,可是我们就是不认识… 这才是最根本因素 !
那么郭沫若把妇好鉴定为商代22王武丁贵妃,原因是什么呢?主要两条,一条就是把商代铭文女字解读成汉字女,二条把铭文冥解读成分娩了…而事实上,铭文女代表的不是女人,而是戴面具的跪人形象,指面具王(戴胜王母)如下图:
那么它的引申意就是王权继承人含义,只不过他这个王权象征,并不是商代的青铜鼎, 而是戴在夏王脸上的龙面具了,三星堆青铜面具就是证明!
而冥字郭老解读成“扒女阴”之分娩义,但是甲骨文中有娩的本字孕,如图所示:
含子为孕,出子为娩,但冥中无子,何来为娩?恰恰相反,冥中含日,是祭祀通灵先祖少昊之状,是祭祀冥祠祖庙之义,所以妇好并非女人贵妃,而是男人商王也…广大网友也纷纷加入争论之中:
网友“湖底小虾”认为:“第一点就是,妇好墓所处的地点有古怪。按照考古发现,殷墟遗址中的墓葬区其实还是很规则的,基本上墓葬都统一集中在一个区域之中,而且墓葬区和生活区是有明显界限的,两者相互独立区分。但妇好墓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它并没有设立在墓葬区内,而是位于生活区中,这一点让很多人不解,为此,一些人就将原因归结为武丁对这位妻子非常重视,想要一直守护着她。这个说法对或是不对,就无从得知了。
第二点疑问,则是在妇好墓中没有发现妇好的尸骨。考古过程中,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也有不少的殉葬者的尸骨,却唯独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的那种。针对这一现象,有专家认为这里或许只是一座衣冠冢,真正的妇好,或许在哪一次的征讨当中已经战死沙场,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第三点则是关于妇好与商王武丁的关系,他们真的是夫妻吗?或者说妇好是武丁的王后吗?从记载来看,武丁曾经有过六十多位妻子,而对于妇好来说,她有着自己的封地,也有着自己的宫殿,平时并不与武丁住在一起,这样的状态如何像一对夫妻呢…”
下面我们就用金文和三星堆文物解读一下妇好铭文:
首先,根据妇好铭文在青铜器和甲骨文中的行文顺序:“妇好”应该是“帚好/帚子女/帚女子…”而不应是郭老的“婦好”!因为“帚"和“女”是分立的,两者是不同的字,存在不同含义,不能“拉郎配” !如图所示:
帚女子(妇好)铭文
另外,“帚”铭文外形酷似一棵树,对比甲骨文和史料内容,及文物对比, 应该是三星堆青铜树形象,代表帝喾,如图所示:
妇好“女”铭文,许慎说是女人,两点为乳,但经过三星堆文物对比,反而更象跪坐面具人形象,两点是面具双眼…如图所示:
引申为王权继承人或神权继承人。与此同时,妇好铭文礼器中也陆续发现了跪坐面具人形象,如图所示:
说明铭文女和跪坐面具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如图所示:
第三,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子铭文”,如图所示:
为什么甲骨文子与金文子不一样?再观察一下如下两枚“妇好铭文”:
两枚“妇好铭文”没有“子”铭文,只有一只玄鸟为代表,为什么?是不是玄鸟就是子铭文呢?目前出土的青铜树分析,树枝上应站九鸟一乌,但当前尚缺一乌,三星堆文物中发现一戴胜鸟,如图所示:
大家仔细对比一下甲骨文“子”和金乌形状,两者头上都有“三根羽毛”是不是很相似?根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及《淮南子·精神篇》中“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金沙遗址出土“使四鸟”图饰金箔,如图所示:
根据史料分析,“玄鸟负日”与大汶口陶文及庙底沟“鸟负日”图腾有传续关系!如图所示:
庙底沟“玄鸟负日”陶纹
经考证,“金乌负日”源流图说,自出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的“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可说是最早的“金乌负日”的资料。如图所示:
双鸟朝阳(河姆渡)
负日玉鹰(凌家滩)
所以说“子″铭文即太阳玄鸟之形,少昊图腾!《国语》称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如图所示:
根据《史记》“少昊孺颛顼”的史料分析,“妇好"应是夷夏联盟的夏启流转符号!而三星堆青铜树,就是夏启华表扶木,代表东夷少昊氏族和颛顼氏族两大联合执政!即史传的禅让制!如图所示: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就是“负日玄鸟”三足乌形象,故称子爵!如图所示:
综上所述,二里头确凿是夏禹都城,殷墟是夏启都城!另外来自殷墟花园庄M54号亚长墓也可以提供一个佐证!铭文“亚长”符号分析是“头戴羽冠手拿权杖的酋长”形象,我们从亚长墓中发现了一把类似手杖的青铜手器,并在金沙遗址中也发现金权杖,如下图:
从青铜手器上的铭文和黄金权杖“鱼凫”铭文解读是“玄鸟”,金文推“臣”字,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臣氏是有易氏王族,是少昊直系。如图所示:
金沙遗址的金权杖,铭文解读为“鱼禹+凫契=鱼凫王”,代表“夷夏结盟”之“禹生启”事件,故表明殷墟亚长墓即是少昊后人之玄鸟王契之墓!
进而专家对亚长墓主人骨骸查验后发现,此人死因是受七处刀伤而亡,属于他杀的非正常性死亡!如图所示: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竹书》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说明夏启并非被人所杀,反而是杀益之人…那么亚长如果是夏启,为什么属于非自然死亡?考古证据与竹书记载发生了矛盾,怎么办?…还好在《山海经大荒东经》又发现了一起杀王案件!
根据《山海经》“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分析,王亥是被有易所杀…在亚长墓和妇好墓出土大量仆牛文物,如图所示:
证明亚长极有可能就是被有易氏所杀的王亥!竹书纪年也佐证此事:
玉石仆牛铭文也是商王司辛之义,证明王亥和商契也有关系。但是王国维认为王亥应是契的6世孙振,根据甲骨文“高祖王亥”分析,“亥”是“枭/袅/凫”的本字,有鸟头形象,应是玄鸟商契之图腾,但是并不能证明是6世孙振。如图所示:
而且王亥既然是6世孙为什么敢称“高祖王亥”呢?高祖包括契自己及其它高祖夔/河/岳/乙,都是振的长辈,所以王亥应是商契本人才符合逻辑!
那么问题又来了,亚长墓主人如果是王亥,并且就是商契夏启,那么妇好墓岂不就是夏启王亥商契三合一祠堂了?…即史称的少昊和颛顼合祠→启祠/冥祠/帝喾祠/少昊祠/颛顼祠/夏祠/商祠/殷祠!民间俗称为“太昊/伏羲/黄帝/神木祠”,考古界之“母辛宗”?如图所示:
太神奇了,一人三名?三史三称?《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辅禹治水有功,受司徒,封商地…”原来就是禹生启!别慌,还有另一个佐证!1997年秋,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河南商丘一直想挖出先商遗址,结果不远处的周口鹿邑太清宫,无意间挖出一座名唤“长子口”的大墓,初期鉴定为老子墓,但后期认定为商周之“长氏”贵族墓,与亚长墓同属一系,但因史无所载,故至今悬而未决…
经过铭文分析,长为契,子为商姓,“口”为鼎形,铭文叫其/启,而且长子口墓十字椁室与启符号完全一致,佐证长子口是少昊后裔,商契直系!如图所示:
而同墓棺中出土的虎头玉人,也证明了是王亥后启殷侯上甲微虞舜之遗物,如图所示:
所以“长子其”墓即丹朱墓,民间长老不分,其丹并用,逐渐演变成后代赫赫有名的老君庙了,长子启民间称长子箕,河南郸(丹)城有箕子台遗址,其实也就是古宋国第一任国主其子微丹朱。当然更是大名鼎鼎的武汤了!长子口三戈为证!
根据史记及竹书记载,公元前1650年,商契和伯益继承大禹遗志,开凿三门峡砥柱山泄洪成功,实现了大禹伊洛济三川并流(入荷泽)构想,故受尧舜二帝册封火政司徒,铭文即亚长司其,史记称夏启!山海经称“王亥",先秦诸史称殷侯,封商地,营建安阳殷墟洹北商邑,立妇好启祠,建大邑殷商。
公元前1638年,王亥商契因与有易绵臣及伯益争仆牛和启位被杀死,放葬殷墟亚长墓…山海经称“有易杀王亥″,竹书称“益干启位,启杀之",史记称“商汤灭夏″。
公元前1634年,后启上甲微(虔舜夏桀)协伯益反杀尧帝绵臣,伯益偷放尧子丹朱于摇民。公元前1629年丹朱化名武汤逐上甲微于鸣条岗东下冯安邑,上甲微西逃石峁建周弃神木城…留下二里头(偃师)/鸣条岗(东下冯)/三星堆(金沙)/石峁(皇城台)四大遗址…
夏代起始时间约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 地域包括黄河中下游,鲁西豫北晋南地带,即先商考古地望:下七垣文化区域,如图所示:
具体夏商王址包括:河南濮阳西水坡颛顼墓,河北易水尧帝墓,河南偃师二里头禹墓,河南安阳亚长夏启商契墓,河南鹿邑长子口丹朱汤墓,三星堆禹南巢,石峁后稷周弃舜墓,大汶口少昊陵,石家河及下游良渚少昊颛顼祖庭。结论:综上所述,二里头是禹城,殷墟是启都,濮阳西水坡是鲧父帝丘,这样,就形成了《史记》记载“鲧生禹,禹复生启”的王权转换过程。从铭文解读和图腾会意角度说,二里头并不是夏桀都城,而是水政共工的大禹都城兼禹墟。而真正的夏启都城是“契至汤八迁”的安阳殷墟,即斟鄩北蒙!
附录:少昊上古史世系表(初稿):
少昊颛顼王权传承表(初稿):
二司一后:少昊(司日/玄鸟氏),公元前1880年~1800年,曲阜。
颛顼帝(司日/高阳氏),公元前1800~1750年,僕阳。
帝喾(司曰/高辛氏),公元前1750~1700年,安阳。
二王一后:帝挚(司日/陶氏),公元前1700年,平阳陶寺。
帝尧(司日/唐氏),公元前1700~1638年,陶寺/易水。
帝丹朱(司日/汤氏),公元前1638~1634年,易水/鹿邑。
二伯一后:司马皋陶(公元前1670~1625年),安阳/侯马;
司空伯鲧(公元前1670~1650年),河南王城岗。
后马伯益(公元前1670~1625年),安阳/侯马。
二启一后:司空夏启大禹(公元前1670~1650年),偃师二里头。
司徒夏启商契(公元前1650~1638年),偃师二里岗/三门峡/殷墟。
后稷周弃(舜帝)(公元前1670年~1625年),东下冯/石峁。
妇好墓十三铭文解读(初稿原创):史记上古史黄帝世系总表(网络版):4. 长江文物有哪些?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它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产。以下是一些长江文物的例子: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像。金沙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南地区另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太阳神鸟金箔。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是中国汉代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帛画、漆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王堆女尸。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是中国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漆器等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曾侯乙编钟。三峡库区文物:位于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是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在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历经多次重建,是长江文化的重要象征。以上只是长江文物的一部分,长江流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物遗产,如重庆大足石刻、四川乐山大佛、江西庐山、安徽黄山等。这些文物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5. 超级史前文明真的存在吗?
通过一个个地球远古时期文明遗迹的发现,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地球有可能真的存在过史前文明,有科学家认为地球诞生到现在一共经历过四个纪元,而人类是第四纪,每一个纪元都诞生了智慧文明,而人类只是第四纪元的智慧生命。
据历史记载,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是我们能知道最久远的事情了,可是在更久远之前的地球,真的只有像恐龙那样庞大的生活存活着吗?通过一些考古学家发现,证明着在人类诞生前的几千年前其实存在着史前文明,那么就是说在人类诞生之前,或许还出现过其他高智商的生物,当然也有可能是人类的存在,只不过后面灭绝了,这些都要靠之前那些遗址让专家学者慢慢考证了!
关于史前文明是否存在还有很大的争议,很多证据都还没有找到科学的解释方法,下面几个就是专家学者提出这个判断的一些证明,大家一起观摩一下!
1、 古冢。 这个古冢是出现在一个小岛上,大约有四百多个,每一个的高度都在二至三米之间,古冢使用沙石铸成,但是里面十分贫瘠,虽然被叫做“冢”但考古学家们却没有在这里面发现任何一具遗骸。 只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科学家们在这些个古冢里分别发现了一根直立的水泥圆柱,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调查,这些圆柱应该是在1095年到1120年间被制造出来的东西,而人类在那时还没有完全掌握水泥的制作方法,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是其他高智商文明的创造物。
2、 太空的拍摄 在美喀喀湖高原古城第阿瓦拉克神秘的废墟中,有一尊巨大的雕像,雕像上面刻着一幅完整的星空图,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这幅图案是来自2.7万年前的古代星空,而一些符号代表着深奥的天文知识,而在数万年前的人类是如何掌握这些东西的呢?
3、 隧道系统 这个隧道系统出现在南美,这个隧道的入口是由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把守,而整个隧道一直通到了两百五十米的地下,隧道里面光滑,平坦。在隧道里面还有巨大的大厅以及桌椅,而且这些的制作材料都很特殊,连考古学家都不知道这些是用什么制成的。而对于是给谁用的就更无法得知了。
4、 亚特兰蒂斯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就开始踏上了这片未知“国度”的旅程,传说这是古时被大洪水所淹没的城市,之后,各国的科学家们都纷纷下水寻找,人们不断在水下发现了石头铺成的路,更有一座座宏伟的建筑被发现,这一大片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与柏拉图所描绘过的相符合,这似乎证明了这座远古城的存在,不过这些宏伟的建筑到底是怎么被古时候的人建造出来的呢?科学家也不得而知
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着史前文明存在的真实性,但是史前文明留下的遗迹真的太少,并且以我们人类目前的测量技术也不能完全证明,导致很多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虽然上述的这些“证据”听起来满可靠的,但是至于真正的谜底我们也还不得而知,只能期待科技的进步和科学家们的证明了。
6. 埃及金字塔是否是外星人建造的?
古埃及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在那里发生过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象征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其金字塔的建筑结构,无论是在天文学、地理学、光学方面等,都与现代的仪器测量的都是那么的契合。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金字塔到底是谁建造的?
古埃及金字塔有很多座,其中最大的就是胡夫金字塔。它的神秘之处又有多少呢?每当快要解开一个谜团的时候,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谜团,这些谜团一件接一件的,都似乎关联着什么。
胡夫金字塔,公元前2600年建造,塔高146.5米,有230万块石头组成,其石头的材质,有的是相对比较轻的石灰岩,里头用的是最硬的花岗岩,平均每块约2.5吨重,而大的超过15吨重,这样一块一块建成的金字塔,重量约600万吨重,60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帝国大厦16个重量加起来的总和。
这么伟大的建筑,真的难以想象是怎么完成的?可以推测,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文明非常灿烂,拥有非常先进的设备,把这些石头运上去,并严格按照各个方面严丝合缝,中间连刀片都很难塞进去。就是现代的工艺水平,也无法达到这种要求,现在基本上各种测试仪器都有,各种建筑设备都有,能够做到这种水平也是极其困难的。5000年前的埃及人是如何做到的?难道真的拥有比现代更先进的设备,还是金字塔就是当时的外星人建造的?
如果是纯人工建造的话,什么样的人费多大的劲才能把这石头运上去,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工具,就靠人力的话,需要多少人,又得累死多少人?在建筑学里面,把金字塔作为一种奇迹来看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金字塔每边的周长大概是230米,每边的误差不超过0.6米,金字塔所建造的方向,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没有任何的偏差。就是拿到现在来说,拥有先进的测量仪器也无法做到很小的误差,更别说公元前2600年以前了。如果只是目测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金字塔的内部,有很多跟天文学有关的知识,就说里面有几个竖井,晚上顺着竖井向上看,能够看到天狼星等一些星座,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会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而且金字塔的重量乘以1015就是地球的重量,金字塔的高度乘以10亿,就是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等等。金字塔的能量可以将放在里面的食物长期不变质,一块长满锈的硬币,放几天就会金光闪闪,这就是金字塔能。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所有的这些数据加起来,只是巧合吗?
电影中我们看到,外星人好像都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如果是他们建造的金字塔,那应该就像我们垒积木一样轻松吧。归根到底,古埃及人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这些精确的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相信未来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时间也许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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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说四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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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是指南宋到元代之际和明清之际的四川大规模人口消亡,我从人口变化方面对这两次进行分享:
一、宋元之际四川人口消亡四川区位于巫山一武陵山以西、秦岭以南、今广西省界以北,约相当今四川省盆地区域、贵州省大部及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与湖北恩施地区。北宋属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和秦凤路的成、阶、凤、岷四州,及秦州的天水县与京西南路的金州。南宋属成都府、潼川府、利州东、利州西和夔州等五路。元属四川行省,及陕西行省的兴元路、阶州、成州、西和州、徽州。
1、宋朝全盛时期四川人口
四川在五代时期远离中原战火,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取得不少成绩,以人口繁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而著称于世。宋太祖制定先取蜀中,再逐个统一各国的方略.就是基于利用四川的经济力量的考虑。然而,北宋军队在乾德三年(962 年)夺取四川以后,却激发一场因北宋将领的敲诈虐杀引发的蜀军兵变,波及邛(治今邛崃市) 蜀(治今崇州市)等 17 州,规模甚大。
兵乱平定后,北宋于乾德四年、五年撤废了嘉、资、普、戎、泸、荣、剑、巴、达、恭等州下属的约 20 个县。由于缺乏记载,无法得知此次大规模撤县的原因,是由于前蜀、后蜀时设县过滥,还是北宋初期的战争导致当地人口下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场长达一二年,波及全川主要地区的战争势必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口减少。
尽管这样,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川有户 120 万余,仍居全国各区域第一位,较居第二位的江南整整多出 48 万户。
神宗元丰元年(1078 年),四川有户近 212 万,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近224万,均居全国各区域第二位。户年平均增长率,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为 6.5‰,元丰元年至崇宁元年为2.3‰,分别居全国各区域第十三位和第十位。因此,北宋中后期四川总户数在各区域中序次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二位,是其人口发展速度慢于其他区域的结果。社会动荡是影响前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人稠地狭矛盾的日趋尖锐可能导致后期人口增长的放慢。
早期北宋初的太宗时期,时人对四川已有“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的印象。进人中后期,张方平、文同、张耒等人的有关著述都提到四川人稠地狭的现象。他们说:“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剑南西川,原野衍沃,氓庶丰伙”;“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上述议论的频频出现,表明因人口数量增加耕地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一般说来,当一个区域的人口数量达到饱和,人地矛盾尖锐时,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必然要趋于缓慢。因此,四川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是其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
两宋之际,当东南诸路饱受战火之苦时,位于大巴山以南的今四川盆地的成都府、梓州、夔州三路及利州路的南部诸州却继续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不仅金军未能进入,北方流民武装也被阻拦在大巴山以北,只有守边将官允许的移民方得以进入。因此,这一区域基本保持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得以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增长。
北宋崇宁元年(1102 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川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9%,居南方各区域第一位。就四川本身而言,这一增长率也超过北宋元丰元年至崇宁元年的水平(2.3‰)。总户数 266 万余,虽然仍居南方各区域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江南的差距已显著缩小,北宋后期四川户数为江南的 86. 7% ,绍兴末占了 89. 7%。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到每平方公里 9.2户。
2、宋元之际人口的锐减
理宗宝庆三年(1227 年) 蒙古军队攻灭西夏,乘胜攻占四川的关外诸州。绍定四年、五年(1231年、1232 年)间,抄掠人川,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二年(1235 年)蒙古军大举入蜀,横扫四川,成都府也被攻占,不久又离去。嘉熙元年(1237 年),蒙古军开始旨在攻占四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川人民坚持抗击蒙(元)军队达半个世纪,直到南宋全境被攻占,蒙古军队进人四川后,大肆屠杀平民,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140 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
元代士大夫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战事:“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也不尽是屠杀,饥饿和随战乱而来的瘟疫也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但蒙古军大量屠杀四川人民则毋庸置疑。此外,蒙古军队还掳掠四川人到北方充当奴隶,据说关中的“岐、雍民家皆有蜀俘”.,可见被迫外迁充当奴隶的人数不为了逃避这场四川历史上少有的劫难,幸存者纷纷逃人大宁监(治今巫溪县)等偏远的沿边山区。
更多的遗民,特别是衣冠士族,则顺长江东下,逃往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刘克庄描述这一状况:“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据此可见,东迁的世家大族人数不少。南宋后期,广大的东南地区,除比较偏远的广东、广西与战火未息的江淮,都有一定数量的四川移民分布。
由于上述原因,南宋末四川人口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元朝人揭傒斯的一番论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人口下降的严重程度:“惟蜀与宋终始,声教沦洽,民心固结,故国朝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
3、元初人口的统计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四川行省辖9路、3府,但在《元史·地理志》中只有成都、广元、顺庆、重庆、绍庆、夔州等 6 路府有户98538、口 615772。如加上为数众多的漏籍户口,估计该年四川行省以及宋代属于利州路北部的汉水流域诸州(元代主要属兴元路)约有四五十万户。这一数据,只相当于南宋嘉定十六年同一地域范围 259 万户的 15%~19%。依此估测数,至元二十七年四川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4~1.7户左右,最多的成都路也只有 2 户稍多。
由于如《元史·地理志》所说“土著之姓十亡七八”,至元二十七年的四川户数并非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一部分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最早进入四川的主要是因作战、镇守而留居的各族军人。
四川地域广大,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和夔州四路共有户 259 万余,然而到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却只剩下 98538 户。如果加上没有数据的那部分单位的可能的户口,至多只有 20 万户左右。
由于元代陕西行省境内的汉水流域地区宋代属利州路,南宋四川四路的地域范围自然大于元代四川行省,然而.如果将这一部分的户口扣除,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南宋仍有 240 万户左右 。几乎是元至元二十七年户数的 12 倍。
毫无疑问,长期进行的宋蒙战争是导致元代四川户口锐减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户口的漏计,特别是大量自外地迁入四川的移民未能及时得到著籍。在这方面,夔路和重庆路泸州提供了例证。在夔路,《地理志》所载的著籍户仅是当地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泸州的著籍户也只是未著籍户的一半不到。
还有一个例子,是《元史·地理志》没有记载的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南宋时在今四川荣县、威远及自贡市境设绍熙府,元初因人口过少废去府和属县。元后期汉水流域、江淮及陕西人民“见彼中(旧绍熙府和附近地区)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纷纷迁入垦荒。
到顺帝至元四年(1338 年),“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同年设立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下隶资、普、昌、隆四州和盘石、内江、安岳、昌元、贵平五县。
夔路、泸州和绍熙宣抚司是元代四川的一个缩影。既然上述三个地区的人口都以外来移民为主,其他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元史·地理志》登录的四川户数不过十余万户,而上举集聚在绍熙府境的外来移民却已达二十余万户,全川未纳人户籍登记的户口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泸州《图经志》说元代“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便是对此很好的说明。考虑到类似绍熙府这种移民数量很多的府州,在《元史·地理志》无论是户口和州县建置都不曾得到反映,四川未纳人户籍登记的户口当远远不止“倍于版籍所载”。因此,估计至元二十七年四川行省户数应在四五十万户。
二、明清之际的人口消亡1、明末人口统计
万历《四川总志》卷1《户口》记载“国初”户 215719,口1466770。这一数据实际上是《后湖志》中所载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弘治中,四川户数增加到 253813,口数增加到 2598460,洪武以来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在从洪武至弘治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外地向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人已经停止,因此,这一增长率或许可以大致视作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万历六年(1578 年)军民人户共 262694,口为3102073。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0%。
这几个数据或许说明,对于一个通过洪武大移民获得重建的省份来说,政府对十户口调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2、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地方武装。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卷 13 有如下记载:
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可致,咸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 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即死。以秫面洒之,襄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在川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如西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损失了 90%。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二府的情况,这一估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 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 5‰。
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亡甚众”。人口增长的势头才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二地缺载,广元和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早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确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
我将从明代初年至崇祯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四川人口总数(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约达到了 735 万人,同年因全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十一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
崇祯七年初,张献忠部第一次从湖北经三峡攻入四川,旋即撤离。九年,李自成部从汉中入川,攻克州、县城 38 座,陈兵成都郊外。十二、十三年间,张献忠在陕、鄂、川三省交界地带与明军纠缠,夺得川东几座县城,又奔走游击于川北广元、昭化,川南泸州、南溪,再从巫山出川,攻打湖广襄阳。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 30 万军队入川。夺得巫山、夔州以后,便长驱直入四川腹地,攻取重庆和成都。
除了李自成、张献忠部在四川的活动外,名为“摇黄”的地方武装势力也频繁活动于川东地区。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所称“张献忠屠蜀”,实在也包括“摇黄”势力对地方的蹂躏。
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军队以川中南部为基地,坚持抗清。南明军队对地方的残害,并不亚于张献忠部、摇黄”部对人民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张献忠屠蜀”可以理解为明末清初几十年间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明代后期四川人口约 500 万,清代初年的残存人口约为 50 万左右。康熙初年四川有县仅80余,每县平均实有人口约为6 000 左右。长达七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中断了四川的移民进程,也中断了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的进程。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足以抵销战前的人口迁入。因此,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二十年 (1681 年)间,成为清初四川人口的最低点,四川人口的全面恢复是从康熙二十年以后开始的。
清初四川全省的丁额通常不过在 1.5-3.0 万之间,如顺治十八年全省人丁额只有 1.6 万,约与东南省区的一县相当。人丁稀少,土地亦不多,顺治十八年全省耕地面积只有 118.8 万亩,只及万历年间额地 8.8%。四川地方财政严重不足,以至于清初需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如康熙十一年调人岁银达 80 余万两。显然,这对于清朝财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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